借法治疫:古代戰“疫”經驗漫談
時間:2020-02-15  作者:王宏治  來源: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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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治

■ 除了發展醫藥學,采取法律的措施,利用整個社會的資源,有組織地與爆發性的傳染病進行斗爭也是我國古代戰勝流行性疾病的重要方式;同時,僅靠預防,不能對已然發生的疫病有所作為時,還須進一步加強對患病者的治療和賑濟。

中國是文明發達較早的國家之一,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有與疾病斗爭的經驗,除了醫藥學的發展外,國家采取法律措施,利用整個社會的資源,有組織地與爆發性的傳染病進行斗爭,也是我國古代戰勝流行性疾病的重要方式。

古代統治者使用法律手段來防治疫病

對于流行性急性傳染病,古代稱為“癘疫”“癘疾”,后統稱為“瘟疫”。從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獻看,早在新石器晚期,如傳說中的黃帝時代,我們的先民就已經對各種疾病有了初步的認識,并開始探求其病因,總結其診斷和治療的方法。到了春秋戰國時,隨著人們對疾病認識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對流行性傳染病所特具的時令性的認識深化,認為違背自然規律的行為會導致傳染病的流行和爆發。據《周禮》載有“醫師掌醫之政令”,其下設“疾醫”一職,“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說明當時對疾病發生的季節性已有較系統的認識。

由于疫病發生的頻繁,古代統治者很早就已注重使用法律手段來防治疫病。

首先,是注意環境保護,對山林、湖泊、田野等自然資源,以立法的方式,施行保護性開發利用,不能竭澤而漁。《逸周書·大聚解》載周公說:“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韓非子》載:“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有人認為這是禁止向街道傾倒垃圾的規定,用重刑懲治破壞環境的行為。西周時,治國的指導思想是“明德慎罰”,強調“德治”,用禮來規范人們的行為。《禮記·月令》將人與環境的關系全部納入禮法范疇,如規定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并“掩胳埋胔”;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毋伐桑柘”等等。秦將這些內容編入法律:春天“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夏天,“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麛卵鷇”,不得毒殺魚鱉,置阱網等。漢代承用秦律,這些規定依然有效。綜上所述,秦漢以前基本上是采取保護環境資源和環境衛生的方式,以防止疫病的發生和蔓延。

其次,直接用法律對醫藥行業實行強制性管理。晉代已有《醫疾令》,唐代進一步發展完善,這是醫藥業的基本法,同時又有具體的規定。如漢代誕生的《神農本草經》,因輾轉傳抄、增修,經南北朝后,已較混亂。唐高宗時,由宰相領銜,尚藥局與太醫署共同編纂了《新修本草》,后世又稱為《唐本草》,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由國家頒布的藥典,載藥850種,對藥品實行國家管制。唐玄宗曾親撰《廣濟方》,頒敕要求郡縣用大版刻錄,“當村坊要路榜示”,德宗時以同樣的方式頒布《貞元集要廣利方》。這是以皇帝個人的名義頒行的驗方。宋朝仁宗時又組織全國150多個州郡,將各地所產的藥物,繪制成圖,連同標本送京,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由政府組織繪制的藥物圖譜,稱為《本草圖經》。醫學教育除前述設立教學機構外,國家對學制、教材、教學方式、考試方式等都有具體細致的規定。

最后,對于突發的瘟疫,已有一套較為成熟的應對辦法。如太醫署每年都要根據時令預先準備藥物,對傷寒、瘧疾及金瘡之藥,必須有充足的備用品,以備不時之需。軍隊出征及重大工程項目之處,五百人以上,太常寺委派醫師一名隨隊出行。這些都是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應對措施都是很快的,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處理,“郡縣給醫藥”;若涉及的區域較大,則朝廷派朝官出使,視察疫情,派人送醫、送藥,國家直接派醫官到疫區為病人診治,一般都是免費的,必要時“疾疫者以醫馳馬救療”。對于傳染病,國家要求采取隔離措施,在京師者,疫情嚴重時,可以“廢朝”。這些具體的救災措施,對及時戰勝瘟疫起到重要作用。

加強對患病者的治療和賑濟

東漢末年連續的瘟疫,使執政者認識到,僅僅靠預防,不能對已然發生的疫病有所作為,還須進一步加強對患病者的治療和賑濟。曹操在建安十三年(208年)發動赤壁之戰,正值戰事不利時,發生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疫病直接造成了曹操赤壁之戰的失敗。故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當再次發生疫病時,頒令說:去年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令對老年人、婦女、兒童進行救濟,并適當減免百姓賦稅,這是救災的重要手段。為防止瘟疫的擴散,晉代立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說明當時已有對病人及其家屬進行隔離的意識,以致在穆帝時,因疫情嚴重而出現了“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宮朝奉,“王者宮省空矣”的狀況。

關于醫院,早在春秋時,齊國管仲為殘疾人和染有疾病的人設立專門的館舍收養之,稱為“疾官”。《管子·入國》:“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南北朝受佛教思想的影響,始為“貧病不能自立者”設立醫院性質的醫療機構,稱為“館舍”。北魏世宗時曾頒詔:“敕太常于閑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敕醫署,分師療治。”這是國家管理的醫院性質的機構。又設病坊收治病人,國家出本錢,以利息給養之,并派專使設專門機構管理之。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因毀佛,將本應由寺院管理的“悲田養病坊”等統一收歸國家,政府再撥給寺院一定的土地,繼續收治病人,規模較大的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五代時,甚至監獄中都要求設立“病囚院”,病囚的醫藥費由官給。宋代將此經費列入國家預算,擅自挪用者要受到刑律的制裁;病囚因得不到及時治療而導致死亡者,相關官吏也要被追究責任。病囚院的設置,降低了傳染病在監獄發生,對防治疾疫有著重要意義。宋代以后,病坊制度繼續沿用,并且形式更加多樣化。明萬歷時,京師發生大瘟疫,北京五城,開局散藥,“日計千百,旬月之外,疫氣已解”,免費醫治萬余患者,使瘟疫消除。清朝康熙年間,北京曾流行天花,康熙命在廣寧門(即今之廣安門)外設立“避痘所”,對患者實行隔離。其后又在京城四方各定一村,集中患痘病者隔離治療,并推廣“種痘”預防天花。小說《紅樓夢》中有這方面描述。

當疫情發展到嚴重影響人們生產、生活時,國家就要采取進一步措施,如減免賦稅,減輕徭役,發放賑災的救濟糧款,對死傷損失重大的家庭,給予特殊的補助,如老年人、婦女、兒童往往補貼更多一些。在重大的災害發生時,國家還要頒布大赦令,對嚴重犯罪者,減輕刑罰,一般犯罪者則可免罰,這也是讓勞動力回到生產領域的措施。同時國家要停止一些重大工程,以減輕民眾負擔。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古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飽受各種災難的歷史,但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在災害面前屈服,每次災害之后,中國人民總能迅速戰勝災害,繼續前進。當然也要看到,古代社會盡管有著相當成熟的法律制度,但由于官吏的腐敗等因素的影響,好的法律措施未必就能處處得到認真的執行。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教授)

[責任編輯: 劉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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